读史说事：明朝何以而亡（二）

东东69

读史说事

明朝何以而亡（二）

作者：刘公明

崇祯皇帝即位，面对的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宦官集团，魏忠贤一手遮天，权倾朝野。崇祯权力欲极强，亟欲扳倒阉党，收回皇权，但忌惮魏忠贤的势力，表面上仍维持熹宗时的状态，隐忍不发，暗中则寻机下手。他深知必须依靠被魏忠贤压制的文官集团即东林党，遂暗中释放信号。不久即有人响应，联名弹劾魏忠贤的得力干将、干儿子兵部尚书崔呈秀。崇祯下旨将其罢免，又以明升暗降之法换掉魏忠贤的内廷大管家、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，代之以东林党人。如此一步一步削弱魏忠贤势力，直至展开全面政治清算——客氏被诛杀，魏忠贤畏罪自缢，同案牵出数百人遭严厉惩处。至此，阉党势力彻底覆灭，东林党人全面复出。

崇祯以为铲除阉党、起用东林党人便可挽救大明危局，其实不然。他扳倒了旧势力，却未能建立新秩序。在明末那种皇权、宦官、文官三足鼎立的畸形结构中，抽掉宦官这支力量，皇权便直接暴露在文官集团的集体对抗之下，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抗衡，最终导致国家机器停摆失灵。

文官得势后，声讨阉党政策，废除了魏忠贤的税赋制度，恢复东林党人主张，取消对南方开矿者、从事海上贸易的富商巨贾，以及占有大量土地的王室贵胄、豪强地主的税收，转而向底层贫苦农民加征赋税。因东林党人多出身江南士大夫阶层，掌权后自然维护自身利益。在本就贫富悬殊、两极分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下，向底层加税往往难以收缴，而越收不上，官差催逼越狠，抓捕、坐牢甚至杀头，终致官逼民反。

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陕西连年大旱，蝗灾、瘟疫流行，又逢小冰河期，田里颗粒无收，冬季漫长严寒，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，卖儿鬻女、易子而食成为普遍景象。在此背景下，农民为求活路，纷纷揭竿而起。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李自成在甘肃金县（今兰州市榆中县）起义，后加入高迎祥队伍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张献忠在陕西米脂起兵。由于税银收不上来，国库空虚，军饷发不出，关隘筑不起，官军战斗力锐减。盘踞关外的后金皇太极则趁虚而入，不断举兵侵犯。

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皇太极派其弟多尔衮和大将军贝勒岳托绕过袁崇焕镇守的山海关，取道蒙古突破长城喜峰口，兵锋直逼京师。崇祯帝大惊失色，急传各地勤王。袁崇焕率军驰援，浴血奋战，阻敌于广渠门和左安门。此役中，皇太极俘获两名明朝太监，设下离间计：将太监囚于帐旁，故意让二人听见隔壁降将低声议论，称袁崇焕已派人密约归降。随后守卫故作疏忽，放其逃回。太监禀报崇祯，谓袁崇焕通敌。崇祯生性多疑，加之袁崇焕曾擅杀大将毛文龙，便下旨将袁崇焕拘捕下狱，次年定罪为“通虏叛国、擅杀大将、引敌入关”等罪名，凌迟处死。袁崇焕之死，实为崇祯自毁长城，为满清入关扫清障碍，从此辽东防线再无宁日。

面对关外后金的步步进逼与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，崇祯皇帝优柔寡断，亦曾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避免两线作战，内外交困。在朝堂上提出与金议和，却立即遭到一众腐儒之臣反对。他怕背负骂名，遂收回成命。后来情势危急，兵部尚书杨嗣昌与司礼监太监高起潜再提议和，他又犹豫反复，终致明末最能战的将领卢象升孤军无援，战死沙场。

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，卢象升率五千官兵在巨鹿贾庄遭八万后金军围攻。他见兵力悬殊，急派人向五十里外统率关宁铁骑的监军高起潜求援。高起潜因正与杨嗣昌密谋议和，且得崇祯暗中支持，拒不发兵。卢象升无奈拼死力战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身中四箭三刀，壮烈殉国。

松锦之战同样惨败。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，洪承畴任蓟辽总督抗金，在松山、锦州一线稳扎稳打。崇祯听信兵部尚书陈新甲速战之策，催促洪承畴主动出击。同年，皇太极亲率大军，断其粮道，将洪承畴重重围困于松山。总兵王朴、吴三桂见势不妙，临阵脱逃。洪承畴被困松山孤城半年，最终城破被俘降清。镇守锦州的先锋总兵祖大寿也因粮饷不济而投降。此役明军全军覆没，辽东防线彻底崩溃。事后崇祯未反省自身，反将陈新甲问斩以泄愤。

同一时期，朝廷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将领孙传庭，文武兼备、足智多谋，曾生擒第一任闯王高迎祥，后又与洪承畴合击李自成，使其仅率十八骑逃窜。然而崇祯十四年（1640年），孙传庭因与崇祯宠臣、主和派杨嗣昌及宦官高起潜政见不合，遭谗下狱。崇祯不再向富人征税，国库亏空，只能向农民加征“三饷”——辽饷、剿饷、练饷。农民无力缴纳，不是拘捕便是杀头，结果民变愈演愈烈，税银愈收愈缩，官兵无饷，战力全无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流民日增，李自成、张献忠势力愈盛。

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，崇祯重新起用孙传庭平叛。孙传庭在关中练兵筹饷，因朝廷无银拨付，士兵竟以青涩柿子充饥。同年八月，李自成纵横河南、湖广，声势浩大。崇祯惊恐，连下数道圣旨，催孙传庭出关剿贼。孙传庭认为时机尚未成熟，但君命难违，只得于九月进军河南。十月，其先锋牛成虎部被义军击退，孙传庭在郏县设伏获胜，但也看出义军今非昔比，加之秋雨连绵，本欲回师潼关，崇祯却一再催促出战。孙传庭粮饷不济，以饥疲之师在河南汝州迎战，天降大雨，火器失灵，终致大败。义军乘胜追击，在潼关决战，明军全军覆没，孙传庭战死，尸骨无存。崇祯竟听信谗言，诬其诈死潜逃，不予追封。至此，明朝最后一支精锐野战部队损失殆尽，江山岌岌可危。

纵观明末内外战事，几乎皆有崇祯干预搅扰之迹。他多疑急躁，是非不明，冤杀袁崇焕，自毁长城；不懂军事，却处处掣肘，屡屡瞎指挥，将大明家底逐渐败光。政治上亦显幼稚，在位十七年，更换内阁首辅十九人、阁臣五十人，稍不如意即撤职查办、廷杖下狱，致臣工人人自危，君臣离心，朝政陷入越换越乱、越乱越换的恶性循环。

天灾人祸，内忧外患，终将大明推至崩溃边缘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正月，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，旋即东征北伐。当起义军攻破山西、逼近北京时，左中允李明睿、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迁都南京，崇祯起初不愿背负弃宗庙之骂名，后来心动，却遭内阁首辅陈演、给事中光时亨等激烈反对，只得作罢。倘若当时果断南迁，大明或可延续，然历史没有如果。危急关头，崇祯哀求大臣们捐饷，国丈周奎、首辅陈演、魏藻德等人哭穷、引得其他朝臣跟风哭穷，仅拼凑二十余万两，远不足以支撑防御之用。待到李自成破城，对明朝官员“追赃助饷”，竟逼出七千万两白银。两相对照，便可知崇祯对文官集团早已失去实际掌控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十七日，李自成兵临城下，提出和议：愿受封西北王，得银二十万两，便可称臣，且愿出兵攻伐后金。此实为大明最后机会，而且条件相当诱人，崇祯却在所谓“忠烈”大臣的裹挟下，拒绝妥协。和谈破裂，三月十八日外城被攻破。崇祯见大势已去，召来三位皇子，命他们易服逃命，又恐女眷受辱，提剑来到后宫，逼迫周皇后和妃嫔们自缢，完毕，悲愤交加的崇祯没有停留，又提剑来到寿宁宫要杀自己的长女长平公主，当举起剑锋的霎那间，他仰天长叹悲声说道：“汝何以生我家。”言毕一剑下去，公主本能的用左臂去挡，被砍落地下。又于昭仁殿手刃六岁幼女昭仁公主。十九日晨，崇祯带贴身太监王承恩来到大殿前，亲自鸣钟召集百官上城杀贼，竟无一人前来，崇祯怒不可遏愤而骂道：“文臣个个该杀。”在国破家亡面前，崇祯终于才看清了文臣们丑陋的嘴脸。走投无路的崇祯与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，于衣襟留下血诏：“朕自登基十七年，虽朕薄德匪躬，上干天怒，然皆诸臣误朕，致逆贼直逼京师。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。任贼分裂朕尸，勿伤百姓一人。”这时突听王承恩低语：“若忠贤在，何至于此。”崇祯顿有悔悟，奈何为时已晚。遂万念俱灰，自缢于老槐树下，年三十四岁。践行了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的铮铮誓言，王承恩亦自缢，以死殉主。

崇祯一生勤政节俭，不近声色，立志中兴，却终成亡国之君。其性格多疑刚愎，急功近利，撤阉党而失制衡，免绅税而逼贫民，杀良将而毁长城，疑群臣而孤天下，加之天灾频繁，民变不绝，终将大明推上不归之路。后人读史至此，常叹其非亡国之君，却当亡国之运，然其每一步选择，却又加速了帝国的崩塌，实在令人唏嘘。

2026年4月13日